4名女队员在利比里亚合影（资料图片）
内蒙古晨报 苏梅娅（资料图片）
莎日娜（资料图片）
陶琳（资料图片）
戴高煜（资料图片）
直面埃博拉
年出生的莎日娜是此次维和警察防暴队后勤分队医疗防疫组的成员，也是4名女队员中年龄最大的。
作为一名现役军人，莎日娜觉得能代表国家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用她的话说：“对于我们女同志，面对维和任务区社会形势复杂、工作环境危险、生活条件艰苦、气候炎热高温的实际，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接踵而至，而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克服，保证不掉队。最重要的是，做好一切保障，让我们每名防暴队员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回家。”
自6月底防暴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8月大规模爆发。8月20日凌晨，防暴队驻地格林维尔市出现埃博拉确诊死亡病例，成为感染埃博拉病毒疫区。顿时，整个营区充斥着莫名的紧张。“死者距离防暴队驻勤哨位不到米。”回忆起当地人处理尸体的过程，莎日娜依然心有余悸。
当晚，防暴队立即提升响应等级，连夜启动应对埃博拉疫情二级防控响应，全面升级防控措施，莎日娜随即投入防疫战斗。
埃博拉病毒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就是实行封闭管理，避免与外界接触。面对险情，8人建制的医疗防疫组成为全体队员的重要保障力量。从那天开始，一日3次对营区的洗化消毒，营区门口防疫室的值班加哨，对进出营区的人员车辆登记备案、体温检测、医学排查、适时洗消……为莎日娜的工作增添了繁重的一笔。
病毒肆虐的时期，执行任务中，队员们常常能看到埃博拉感染者横尸街头。在这样高压、高危的环境下执行任务，外出勤务的队员们心理压力非常大，难免会产生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每周两次的心理巡诊，看看大家的身体是否健康、情绪是否稳定，聊聊家常，讲讲趣事，引导战友们敞开心扉，渐渐的，莎日娜成为队友们吐露心声的最佳倾诉对象。
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至今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维和防暴队全体队员科学防控，无1人感染。
救助国际友人
苏梅娅和莎日娜同龄，医院检验科主任。
在任务区，她的主要工医院从事化验工作，重点是疟原虫检测。由于自然条件、卫生条件差，疟疾在利比里亚特别流行，发病率高，防虐成为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该来的却总也挡不住。8月的一天，防暴队一名战斗队员突感身体发热，苏梅娅第一时间赶到，一量体温42度。疟疾是热带传染病，没有临床经验，试纸有误差，参考资料不是很典型，镜检下疟原虫是什么样子，苏梅娅也没有见过。抽取血清反复化验，显微镜下仔细推敲，摸索中，初步诊断疑似疟疾。经多方会诊进行针对性治疗，4天后，防暴队第一例疟疾患者终于退烧痊愈。
刚准备开晚饭，乌克兰的队医神情慌张医院方向走来。隔壁乌克医院，医院早已成为他们最近的救治点。
这名飞行队员是在做晚饭时用刀割了手，右手掌心自上而下的贯通伤足足有10公分长，1公分深，解开绷带，瞬时鲜血涌了出来。由于失血、疼痛和紧张，伤员脸色苍白，嘴唇直抖，头上的冷汗顺着鬓角流成道道水印。苏梅娅和队友们迅速帮助伤员坐下摆好体位，一边给予口服高糖防止休克，一边开始清创缝合。所幸没有伤及肌腱和神经，半个多小时后伤口包扎完毕。在麻药的作用下，伤员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在场的所有人跟着松了口气。临走时，伤员用他刚刚包扎好的受伤的手和所有医务人员握手致谢。
平日里，苏梅娅和莎日娜这两位老大姐经常为男防暴队员们缝缝补补，帮厨做饭。苏梅娅觉得，无论是对战友还是对国际友人，同在艰苦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给予别人帮助后收获的笑容，那种被人所需后获得价值感，是何等的幸福。
和平勋章有他的一半
防暴队指挥中心执勤官戴高煜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这样一张照片：两瓶定制版“可口可乐”摆在桌前。瓶身上分别印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一男一女正沐浴着阳光，张开双臂仰望天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映衬下，两个人显得是那样的明亮。另一张是两个人小拇指钩在一起的手部特写，无名指上分别套着情侣戒。照片下的两行字加了特效格外耀眼，“戴高煜，遇见就别错过！”“戴高煜，我们永远在一起！”。这两瓶可乐是戴高煜去年过生日时，男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虽然没有拿到实物，但这张照片可是戴高煜8个月的精神食粮。
年6月，戴高煜从廊坊武警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呼伦贝尔市边防支队的一个基层边防派出所，在那里遇见了男友何剑。两个人相互支持，共同成长，一起参加公选，一起进支队机关，甚至一起报名参加维和。
相处3年，这段感情在两个人的悉心呵护下，正要开花结果，戴高煜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却不得不让他们分隔两地。
本打算拿着维和警察防暴队的初选名单，好好和何剑分享入选时的喜悦，却发现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上学的时候，每次路过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我就向往着当一名维和警察，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机会难得，我不想错过。”戴高煜向何剑坦言。纵使何剑有多么的不舍，不高兴，面对女友的倔强、要强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还是同意了她的选择。
出发那天，何剑穿着军装去车站为戴高煜送行。火车开动的瞬间，站台上，一个标准的军礼，何剑满含深情的目送女友，心里默许，“好好保重，平安凯旋！我会一直等着你。”车厢里，戴高煜郑重的回礼，待男友的身影离开视线，泪水夺眶而出。
到达任务区后，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为每名维和人员配发了电话卡。9个小时的时差、信号中断、通话延时等因素丝毫没有阻断两人通话的热情。
最让戴高煜感动的是，在她离开家的这一年里，何剑逢年过节便去看望她的父母。两家不在同一个城市，往返多公里的路程，何剑驱车走了6次。
戴高煜是家里的独生女，一向独立自主。去利比里亚维和是女儿的梦想，父母支持她的选择。可是没想到埃博拉疫情大规模爆发，他们只能偶尔通过电视新闻了解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消息。女儿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们无从可知。
每次去看戴高煜的父母，何剑总是把她通过 习惯了两个人一起做事，戴高煜不在的日子里，何剑总是感觉空落落的，他便将大把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去年年底，因工作成绩突出，何剑收获了1枚“三等功”奖章。当时，他和战友调侃说，“等戴高煜回来，跟我显摆她的和平勋章，我也能有个荣誉跟她媲美。”
历练中成长
和戴高煜一样，陶琳同是防暴队指挥中心执勤官，也是典型的90后乖乖女。年6月，从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英语专业的她被分配到对蒙口岸，内蒙古包头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科工作。
年年底，总队遴选维和警察防暴队的通知一下，陶琳报了名。初选、初训、集训、甄选，一路下来，她满怀憧憬的踏上了前往利比里亚的征程。
然而，对远方的美好向往，在陶琳走出飞机的刹那被打破了。当地最大的国际机场不过是一小排平房，蒿草长得比人还高。首都蒙罗维亚随处可见残垣断壁，废弃的房屋墙壁上布满弹孔。
利比里亚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防暴队刚到任务区所在的格林维尔市时正赶上雨季，空气潮湿，道路泥泞。大雨说来就来，驾车和值夜班都让队员们提心吊胆。
前两个月，靠着前一支队伍剩下的部分食品和联合国供应的给养维持生计，食物还是基本够吃的。但原计划1个多月就能到的海运补给物资，因西非地区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整整推迟了两个月。到最后只剩下银耳、木耳，凉拌，爆炒，或炖汤，那段日子队员们经常抱怨，“今天又是黑白双煞！”饭后，陶琳总是感慨，生活在国内真幸福。
“Ibegyourpardon？”（请您再说一遍好吗？）第一次外出执行勤务时，陶琳担任翻译，需要与当地的维和警队对接。可当地雇员的口音很重，他说的英语陶琳一句都听不懂。在尝试了很多方式后，陶琳将对方的话用手机录下来，1个字母1个字母的拼，1个单词1个单词的记，历经1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信息交换。当晚，她把白天的谈话内容整理成听力资料，每天听培养语感。如今，她已能熟练的与各国维和人员沟通交流。
陶琳感受最深的还是这个国家的贫穷。虽然利比里亚内战已经结束了10年，但是战争带来的阴影仍然清晰可见。在利比里亚，市民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都很差，房子往往只是用木头和泥土搭个架，四周围上草席，屋顶用铝或锡铁皮盖住，屋里什么都没有。当地居民睡觉就直接睡地上，好一点的铺1张草席，一家几口人睡在一起，没有电，饮用水也非常有限。路边经常可见扎堆的孩子，见维和车辆来了，就上前打招呼，伸手要吃的。他们常常饿得捡垃圾吃，无书可念，有的甚至无家可归。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一个国家千疮百孔，人民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哪里还会有什么尊严可谈。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能让十几亿人吃饱穿暖实属不易，有国才有家，稳定的国家才是人民最大的福祉。每当我爬上集装箱眺望北大西洋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向东方望一眼，在海的那头有我的祖国，我的家。正如艾青诗中所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陶琳在主题演讲《维和这一年》中写道。（记者奥妮莎通讯员闫立功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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