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的“吴门书派”和江南书法市场是异常繁荣的，项元汴即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画投机商，因为他并非以此道来盈利，收藏书画的诱因只是出于对艺术的过度热爱，以至于常常为买下自己所钟爱之作而一掷千金。在他的大部分藏品上都能找到当时购买之具体金额，如“《自叙帖》以六百金购入，价值千金”。且每件作品都编号造册，据不完全统计，其所藏历代法书数量在件以上，其中元代以前的约有近件。
项元汴跋《中秋帖》晋王献之《中秋帖》现藏于北京故宫项元汴书法收藏汇聚于浙江嘉兴的天籁阁，项氏区别于其他藏家的一大特点在于这些法书名品绝非是长期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的，而是与身边的文人雅士共同研究把玩，这种开放式的鉴藏显示了主人宽阔的胸襟。对比同样极负盛誉的宁波天一阁，能真正进入其内窥得秘珍者，数百年间也不过十几人而已。在几乎所有藏家都“好自矜啬，独享其成”的大环境下，项元汴的无私则更显弥足珍贵。
明代中后期的很多文人、书家都曾有过造访天籁阁的经历，诸如董其昌、詹景凤、陈继儒等人，这使得江南一带形成了一个以项氏收藏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圈。在那个劣本刻帖充斥于世的年代，他的藏品可以无私地供众多文人墨客饱览、观摩，这无异于将他们带进了一个精彩真实的艺术国度。玄妙的笔法、层次分明而又自然生发的墨色，以及神完气足的晋唐韵度在一时间使观者一览无余，这种毫发逼真与丝丝入扣的奇特感触是寻常书家做梦也梦不到的。有了这样的眼界，在对书艺的理解深度和创变意识上自然能高出他人一筹了。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董其昌。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米芾《苕溪诗帖》（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董其昌二十多岁时曾游学嘉兴，与项元汴之子项穆为同门，项元汴赏识其才，尝与之品评历代法书名迹，并以己之所藏供董氏学习、临摹，对于董其昌而言，这种震撼是振聋发聩的，对他的影响更是具有颠覆性的。无怪乎董氏直至晚年依然对此念念不忘，他在《墨禅轩说》中言道：“三五年间游学就李（指嘉兴），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陈继儒也曾云董氏自得观天籁阁所藏后方能“直悟人用笔、用墨三昧”。这足以说明项元汴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董其昌生活于赵孟、文征明书风盛行的时代，可以说，天籁阁之行彻底影响了他的书学观，为他今后成为集大成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他的书法创作引向了一条通关大道，甚至他今后所主张的“画分南北宗”之论也与此大有关联。
宋黄庭坚《松风阁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龚璛《教授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自项元汴14岁涉足收藏，直至年清军南下天籁阁被毁，历时一个多世纪，其藏品中有一部分在其过世后流散到李日华、董其昌等藏家手中，大部分经安岐收得后于乾隆年间归入清宫内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清宫收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现在则收藏于全球的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及文博单位。
唐怀素《苦笋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作为项元汴的崇拜者，乾隆皇帝曾仿效天籁阁的意境在承德避暑山庄兴建“天籁书屋”，且赋诗赞之：“檇李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楹。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项氏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曾被前代文人苛责为“朱迹斑斑”的项氏鉴藏印记，因项元汴在收藏界无人能及的名号已作为至宝极品的象征，构成了这些名迹不可分割的内容，这或许也是众多项氏藏品虽历经数次劫难却仍能留存的重要原因吧。
几百年前，是藏品成就了项元汴，时至今日，又是项元汴保全了这些经典，这其中的玄机似乎难以说清，却又令人感动不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家，风格各异的经典之作，曾经因为一个人的努力而交汇到一起。遥想当年的天籁阁，时空仿佛也凝聚在了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