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7日，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的合影。被抬举者左起：唐英国、赵允刚、薛荣周、初大吉、向大光、杨明轩、王德润、陈荩民
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年-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
微博这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1.
九三年有何不凡？
隐藏在转折性的年身后，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
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2.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法国。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左拉于年1月13日在《曙光报》发表署名文章《我控诉！》，次日，在同一家报纸上，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支持左拉的行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说，这些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年-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