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年冬，我在静安区泰兴路通安里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呱呱落地。年秋，武定路第三小学读书。年夏，小学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家晃荡了一年。年秋，被就近分配到时代中学，史称“六九届”。我们这一届，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届，全国没有一个留级生，没有一个高中生。整个中学阶段以学习毛泽东思想、大批判、学工、学农、学军为主，就是没有好好读过书。年春，我毕业于时代中学，前往安徽省怀远县藕塘公社插队落户。我的中学时代引言年11月26日上午，天气骤然变冷，前天还热得恍如夏日，今天却寒风凛冽初冬降临。我在原母校老师沈泮余先生陪同下，来到武定路号，踏进别离五十年的时代中学校园。
瞬间，我心跳加速，浮想联翩，仿佛自己在穿越一次时空隧道。
耳边激荡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学校大喇叭的广播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年早春，作为一名时代中学六九届初中生，我从这里告别了学生时代。刚满十六足岁的我，打起背包，随着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离开了校园告别了家，前往安徽淮北怀远县藕塘公社梅郢大队插队落户。当我再次踏进母校，昔日舞象少年，今已年逾花甲。放眼望去，学校走道的东端，早已不见当年高高矗立的毛主席半身戎装巨幅画像，扑面而来的是一所教育理念现代化、学校管理规范化、教育质量优质化、设施设备标准化，实行“封闭式管理，开放式办学”教育的公办寄宿初级中学。望着母校，我寻觅着时代印记。醒目的“训育以本真，树人以知行”校训，映入我眼帘，让我百感交集。母校本着“人本、生本、校本”的教育原则，用“本真”予以教导，逐步形成了“求本真，善笃行”的校园文化，让学生们拥有质朴的赤子“本真”，通过“真人、真知、真行+寄宿自主管理”四大课程学习，让学生知行合一。而我的中学时代，恰是母校饱受沧桑、历经磨难的荒唐岁月。老师不能教学，学生不用上课，本应安静有序读书的校园，整日里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到处飘荡着语录歌声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我们一九六九届初中生，从踏进校园那一刻起，过着在校学生不用学习的“幸福”生活。今天，我又回到母校。我为什么而来？我要寻找些什么？我静静地叩问自己。沉湎于中学时代的往事，一幕幕再现于我的眼前；往事并不如烟，缓缓涤荡着我的灵魂。逍遥年夏，我从静安区武定路第三小学（六年制）毕业。按照惯例，九月应该升入中学。然而，神州大地上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整个教育系统与学校处于瘫痪状态，我们升学之事也被搁置一旁。哥哥姐姐们争先恐后加入学校红卫兵组织，争当破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急先锋，出现了打、砸、抢行为，随后发展为游行、批斗、抄家乃至武斗。我们这群小学毕业生，因招生停止，只能止步于中学校门口；又因年纪小，红卫兵组织不要我们。我们开始闲居在家里，不太安分的同学便整日游荡在社会上，成了小学、中学都不管的“红小兵”。那个年代，出门要有证件。中学生有学生证，而小学生没有学生证，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重走长征路，革命的大串联没有我们的份。我的哥哥、姐姐经学校组织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而我却只能在上海进行革命的小串联，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曲，挤在公交车里免费乘车，开始串联上海。最远的一次，一个人换乘公交车到了宝山吴淞口，望着滔滔的海水与混浊的黄浦江水发呆，返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因外出事先没有告知父母，错过吃饭时间，让父母担心了，于是挨了一顿骂。挨骂后的我一片迷茫。不用上学，不能大串联，挤在公交车里背语录又没劲，那能干什么呢？好在我从小喜欢看书，语文成绩还算不错，读小学时写的作文常常在班级、年级里被当作范文。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要“爱读书，读好书”，我选择了在家看书。书从哪里来呢？图书馆已经关门，新华书店里空空荡荡，大量的书籍被贴上“封资修大毒草”标签，不让读。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要找到一本书来读，谈何容易！所幸的是我遇到了两位贵人，一位是我干姐张家春（一九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一位是我的邻居尤勤（一九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他俩均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春姐与尤勤，为我这个小学毕业生打开了阅读的大门。大量的中外名著，通过他俩的手转到我的手中，像当年地下党那样，借（还）书时都小心翼翼，借一本看一本，看一本还一本，还时再借上一本，而且每一本书都有时间限制，逼着你快速阅读。读书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饭可以不吃，但书不能不读。我读书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很少细品慢嚼；碰到喜欢的段落，每有会意，赶紧抄在本子上；深奥难懂的，就按自己的理解去“破译”。那段时间里，我不分日夜，努力地读着书，读着一切能找到的书。我的读书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开始喜欢现当代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浩然的《艳阳天》等；接着更喜欢阅读古典文学，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儒林外史》《隋唐演义》、唐诗宋词元曲等；读着读着，觉得还是外国文学最有味道，于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大仲马、莎士比亚、罗曼·罗兰、雨果、霍桑等名家，一一走进我的视野。大量的中外名家代表作，我常常读到深夜，还不忍释卷，像一条寻找生命之舞的蛇，穿行游弋在字里行间。小时候，我家是一个大家庭。爸爸妈妈与我八个兄弟姐妹，住在泰兴路通安里87号。家里房子还算可以，有前、后客堂间，后楼，二层阁、三层阁。上图两张分别为通安里弄铭与大弄堂。那时，我在家里很少做家务，稍重一点的事（揉面、买米、买煤球、洗碗等）哥哥姐姐承包了，轻一点的事（扫地、拣菜等）两个弟弟去做了。非常感谢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他们比我多承担了家务琐事。下图为我与家人在家中阳台上的合影，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左起：（前排）三姐陈松萍、母亲、二哥陈松鹤；（后排）大弟陈松海、我、二弟陈松玉。我整天捧着一本书，躲在家中三层阁里，看个昏天黑地。
一次，偶尔知道邻居尤勤有套《基度山恩仇记》，文摘出版社年版本，便请他借给我看看。他说，想看的人太多了，只能轮流抓紧时间看，人闲书不闲；一天看一本，看完一本换一本，四天看完一套书。我拼了。书借到后，顾不上吃饭与睡觉，整天沉浸在小说情景中，为主人公邓蒂斯的机智勇敢、恩怨分明、英雄气概所折服。看书，让我收获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知识，也开阔了眼界。有时，我会将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爸妈及亲戚、邻居、长辈们听。在那个没有任何文化生活的岁月里，讲（听）故事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消遣，常常受到他们的褒奖与鼓励。尤其是我的父母，见我在那个动乱年代，呆在家里喜欢读书，不外出乱跑，很是喜欢。尽管他俩文化不高，却对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你没法去学校读书，闲在家里，如果喜欢看书，那就去看吧。看书是件正当事！”我的父亲陈锡惠，十五岁进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当童工，后为八级钳工，年因病提前退休。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动手能力极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做的好。家中工具箱里满满当当的什么工具都有，包括台虎钳。在我记忆中，父亲经常为弄堂里的邻居们修这修那，坏的东西，一经他的手摆弄，就像变魔术似的，立刻完好如初；还提供众多的修理工具方便邻里使用。弄堂里的邻居，随我表兄妹他们的称呼，习惯尊称他为“大娘舅”。母亲徐林妹，十四岁进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卷烟童工，四十四岁响应政府号召提前退休。母亲识字不多，却情商颇高；勤俭持家，却从不吝啬；严以律己，却惠泽亲友。母亲总是和蔼可亲，以善待人，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邻里间和睦相处，亲友间情深谊笃。记忆中，母亲每天总是忙忙碌碌操持着家务。她省吃俭用，从不舍得为自己花上一分钱，添上一件衣。为了让我们吃得好一点，每天天还没亮，就早早起床去菜场排队买菜；烧好菜后总是让我们先吃，自己最后一个上桌吃饭。母亲常说：做人就是做自己！父亲母亲朴实无华、勤勉善良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一生。在父亲母亲言传身教下，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本应在中学读书的我，整日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逍遥于家中，碎片化的读着书。书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慰藉。在读书中，我稀里糊涂地等来了中学入学通知书。入学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已是年的秋天。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我被分配到时代中学初一（六）班。学姐戴亚静，她是六九届十一班学生，为我提供了这张珍贵的学生证。时代中学离我家不远，从我家居住的通安里第八弄后门穿出，沿康定路87弄朝南走到武定路上，往西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当时的我，压根不知道即将入学的时代中学，前身是圣方济学堂（上图）；是一所跨越三个世纪、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年（清朝同治十三年），圣方济学堂由天主教主教毕夏普（上图）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创办。年（民国33年），定延安中路福熙坊为学院总部。年，更名为上海市私立圣方济中学（下图为学生休憩之情形）。那时的教会学校学费昂贵，比起一般公立学校要高出五倍以上。圣方济中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师除了由教会的神职人员担任以外，大多聘请有相当经验和学识的贤达担任，而且英文都是一流的。年，圣方济中学更名为时代中学（下图）。校址：延安中路弄。
上图：延安中路时代中学操场。年3月，正式定名为私立时代中学，分南校与北校；开始招收女生，以前一直为男校。年，改为公立时代中学。北校易名为北虹中学。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调整时，时代中学陆佩弦先生被调到上海外语学院当教授，还有五位老师被调入同济、交大、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科研单位担任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员职务。一所中学的老师，却具备大学教授或科研单位研究员的资格，你可想象当年时代中学（圣方济中学）教学质量有多牛！年1月，时代中学搬迁到南京西路成都北路两侧。西为路口一座洋房，曾是盛宣怀住宅，高中部；东是黄浦区交警大队大楼（两栋），时代中学租用南侧大楼二楼到五楼，初中部；有趣的是，时代中学横跨黄浦、静安两区。年6月22日，时代中学迁至武定路号。年转为寄宿制初级中学。如今，时代中学是上海唯一一所位于中心城区的公办寄宿制初级中学。我踏进时代中学的校门，已是年11月中旬。校门开在武定路上，隔壁是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工厂的前身是安乐殡仪馆。（上图：文革时期校徽）学校大门左侧的立柱上悬挂着校牌，上书“上海市时代中学”。
校牌左边小铁门，供平时进出。
两扇大门的上方，醒目的标语牌书写着五个立体大字“毛主席万岁”。
上图（中）为六九届四班同学黄彩英，是她提供了与同学陈月珍（左）、李丽萍（右）合影的照片，真实还原了我的中学时期学校校门。
走进校门，前方是两栋连在一起的平顶楼房（分别称为南区与北区），由宽敞的走廊与裙楼连接为一体的教学大楼。大楼西侧是一条通道，前宽后窄，直走可达大、小操场。学校的整体格局至今没什么大变，还是与我读中学时一个样。当时，初一年级一、二、三班教室在南区一栋一楼，四、五、六、七班教室在北区一栋一楼，连接南区、北区的走廊中间有男女厕所；厕所背后是一小块空地，起到采光作用；八、九、十、十一班教室在二楼。变的是原先南面教学楼为四层，后在学校改为公办寄宿制初级中学时加高了一层，与北面教学楼同为五层，以及内部的教室安排及装潢。下面一组彩色照片为年1月2日，我参观母校时所摄，现刊登如下，望各位同学与印象中的母校加以比照。
下图左边往里的一间教室，是当年我就读初一时的教室，教室内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对着学校大操场。右边的楼梯可通往楼上。望着当年的教室，脑海中浮现出班主任许佩芬老师的身影。小操场的围墙外，即是康定路与陕西北路的人行道。那时，小操场未铺水泥，雨后一片泥泞；如今，已改建为学校综合楼，一楼食堂、二楼图书馆、阅览室，三楼报告厅，四楼排球馆。当年，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校园里一片狼藉，革命标语随处可见。学校最高领导胡英（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和骨干教学老师早已斯文扫地，被批斗、被抄家现象时有发生。学校里有许多红卫兵组织，主要的有：新时代、反到底、东方红、大批判。各个红卫兵组织你争我斗，乐此不疲。我们初一年级同学大多出生于年，当时十四岁，年龄大一点的十五、六岁，最小的十三岁。各个红卫兵组织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对初一新生进行拉拢。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以班级进行划分，每个班为一个红卫兵排，三个排为一个连，一个年级为一个营。每班约十几位“表现好、思想好、成分好”的同学加入红卫兵团，排长由班主任老师指定。我所在的六班，红卫兵排长为男生朱相泰。有位同学回忆说：因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影响，当年他跟随着高年级红卫兵哥哥、姐姐们，去抄过老师的家。那时只觉得抄家好玩、热闹，根本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去抄家。被抄家的女老师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她个子不高，家住在南京西路泰兴路口，被抄家时低头不语，战战兢兢，目睹着我们把她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将抄出来的东西，都放在洗脸盆与抽屉里。后来在房间里找到了几副扑克牌，我们便拿了扑克牌，溜出去打牌了。体育老师吴厚成被批斗后，红卫兵将他关在教学楼楼梯下的小房间里，叫我们这些小弟弟去找废旧大字报。我们就把过时的大字报撕下来，集中后交给他们。那时贴大字报用的是石蒜粉调制成的浆糊，这东西燃烧后只冒烟不起火。大哥哥们从门缝里塞进去，用烟熏他，熏得吴老师在小房间里不停地咳嗽。有的红卫兵，看到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在校园里扫地，会无缘无故夺过老师手中的扫帚去抽打他。更有甚者，将老师关在教室里，一边辱骂，一边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抽打，一边还背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在班里属于逍遥派，没想过参加红卫兵，嫌烦；抛头露面之事，老师不会找我；由于家庭成分是“工人”，倒霉的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我上课不迟到早退，比较遵守纪律；一旦放学，马上离开学校，绝不参与任何课外活动。印象中，班上同学受文革风气影响，同学间大多二三人、三五人为一小群，也有单枪匹马如徐建新、王安发那样独往独来的。我与盛文华、吕忠东、王伟吉、董关云、胡伟伟、陈德昭等比较要好，经常在一起玩，在班里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群；其他如吕秉恒、汪克宾、周师林、鲍建国、杨逸平等为一群，还有朱相泰、廖祥荣等，较“皮”的男生感觉是欧顺开，同学们都叫他OK。群与群之间基本不往来，女生亦是如此。林海月在班上非常活跃，钱陈彝、潘慧智、康妹珍较要好，马国萍与毛红霞常在一起，龚静芳、吕亚娟、沈慧芳、尤梅玲为一小群；邹妙秀体格强壮，与章关娣、林美华等坐在后排，经常玩闹在一起；匡自民则喜欢与其他班级同学玩，交友甚广。我们上学，从初一停课闹革命开始，到初二复课闹革命，搞大批判，狠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直至初三，学校里的教学秩序依然十分混乱，一直延续到毕业。上课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全部返校复课，边上课边闹革命。年11月中旬起，我们时代中学初一（一九六九届）新生，陆续到校报到，回到课堂，开始上课。我们初一年级共有十一个班，每班五十多个学生，整个年级有学生六百余人。我所在的六班共有学生56名，男、女生各28名，班长吕忠东。走进教室，同学们的课桌分成四个纵排，每个纵排七张课桌，每张课桌两位同学，课桌上方贴着红色的镂空“忠”字。五十六位同学，男生两个纵排，女生两个纵排，泾渭分明，秋毫无犯。课桌前方是讲台，绿色、磨砂玻璃黑板的上方是“毛主席标准像”。那时，语文、数学、英语没有正规的统一教材，化学课压根没有上过，元素符号犹如天书，课堂纪律形同虚设。学校的派性斗争，随着促进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展开，慢慢开始平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进驻时代中学，可能是学校规模较小的缘故。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了学校，掌管全校最高权力。工宣队员人数较多，直接下到各个班级，每班一人，是班级师生们的“最高领导”。我们六班工宣队员刘汉臣，一位五十多岁男性师傅，上海工农动力机厂工人，北方人，个子矮小，精干利落。对他的印象只记得有一次，他在课堂上为我们绘声绘色讲《智取威虎山》中“真假胡彪”故事，由于讲法与我熟知的杨子荣与座山雕威虎厅智斗版本不同，我听得如痴如醉，至今记忆犹新。语文老师许佩芬，是我们班主任。从进校到毕业，一直由许老师担任。许老师年3月出生，江苏镇江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江苏省省立临时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担任我们班主任时年四十五岁，一米六左右个子，肤色较黑，说话带有较重的苏北口音。许老师住在愚园路（近镇宁路）街面房子楼上，平时三八式齐耳短发，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待人温柔，经常穿一双解放球鞋，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同学们背后称呼她为“许老太”。四十五岁的年龄，应该不老啊；现在回想，我有些纳闷。那个年代，说是语文课，实际上是政治课。上海市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故而上课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与大批判文章。课堂上，许老师用她带有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开场白总是满怀激情的说着同一句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时，同学们故意与她捣蛋，惟妙惟肖地学着苏北口音与她对话，引发教室里哄堂大笑。许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踏实敬业。为动员我去农村，到我家家访过几次；每次来，总是轻声细语地与母亲拉家常。我母亲说，许老师是个好人。数学老师沈浩明（右照为沈老师结婚时所摄）生于年，个子瘦高，清新俊逸。年，沈老师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同大学民国时期以“理工”著称，一直是全国综合性私立大学中的翘楚。年，进私立圣方济中学担任老师，后转为时代中学老师。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文革前摘除右派帽子。沈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机械图画得出神入化；学校初、高中数理化课程，他都教过；年，中学计算机开课第一人；一生执教时代中学，直至年退休；是时代中学教龄最长、最受尊敬的一位老师。同事们遇有问题都会请教于他，戏称他为“万宝全书”、“老博士”。沈老师为人随和，谨言慎行，虑周藻密，与同学们相处甚好，从不批评任何一位同学。上课时，学校要求沿用上一学年（一九六八届学生）的数学课本，但学校又没有课本可发。于是，同学们各显神通，自己想办法去找；实在找不到课本的同学也没关系，上课时与同桌合在一起看看，或带双耳朵去听就行了。听得懂、听不懂全部无所谓，反正没有课堂作业、回家作业，没有测验与考试。有时课堂纪律实在太乱，沈老师干脆不教数学了，为我们讲起故事来，“林冲夜奔”等水浒故事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教室才得以安静起来。英语老师朱培莹，刚刚二十出头，一米六几的个子，温文尔雅。朱老师高中毕业后，进师范学校培训一年，即被分到时代中学当老师。英语课上，同样没有教材。朱老师每次上课，总是带领我们学习、诵读、默写老三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万岁；而不从英语的国际音标、语法上系统化地教我们。由于朱老师年轻，同学们不把她当作一回事，从不认真听课，导致课堂纪律最差。以至于我初中毕业后，连英语最基本的26个字母准确读法，大、小写写法，有时还会出错，自以为“我是中国人，不讲外国话；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校方、工宣队尝试着复课闹革命。但究竟怎样复课，怎样闹革命，老师也没搞清楚，不知道该怎样去教我们。我们受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冲击，谁都没有心思正儿八经上课，逃课、旷课现象几乎天天发生。国家临时编写出版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不从基础原理上讲，而是从社会生产行业分工上讲，忽视基础性教育，片面强调实用性。同学们戏称这两本书为“公鸡（工基）”、“母鸡（农基）”。每天上学时，我喜欢从通安里第八弄后门拐出，走进康定路87弄，经过泰兴路第二小学门口，从春江浴室边上的弄堂走上昌化路，斜插到武定路。那时，武定路小菜场挤占了整条马路，是名副其实的马路菜场，卖菜的摊位从泰兴路起一直摆到昌化路过去，天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走这条路去上学，一来最近，二来有趣。有时，我会与同学结伴上学。住泰兴路弄的董关云先到我家叫我，我俩一起在康定路87弄口，等涵养邨的王伟吉，再到康乐里大弄堂口等吕忠东，然后在康定路江宁路口（上图）盛文华家楼下喊他。有时，一起结伴到校的还有陈德昭、胡伟伟等，大家有说有笑、吵吵闹闹走进教室。上学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现在回想，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年的中学时代，如今看来是匪夷所思，极其荒唐。同学甲说，“整个中学期间，我们处于‘复课闹革命’阶段。老师上课，经常会有同学起哄嬉闹，搅得老师没法上课。课堂纪律乱哄哄的，反正作业做不做都没关系。有时闹得太厉害了，工宣队刘师傅戴着红袖标，会走进教室巡视，训斥闹事的同学几句，找个空座位坐下来，这时同学们才开始收敛。”同学乙说，“我上学从来没有背过书包，薄薄的课本往胳肢窝里一夹，上课去了。往往上好一至两节课，我便不上了，回家去干木匠活了。那时，我迷上了当木匠，木工活至今还会做。”同学丙说，“我经常睡懒觉、逃学。有时班主任许老师见我多天没上学，便会来到我家，站在楼下对着窗户，高声喊我去上学。这时，父亲听见喊声，便会催我好去上学了。”同学丁说，“班里有位女生个子高大，人很壮实。每每她在教室门口一站，男生们都吓得不敢进教室，挤在走廊里，待到上课铃声响起，才一哄而入。”同学戊说，“男生、女生之间基本上不说话，谈性色变。少男少女之间，偶尔冒出些懵懂的爱，也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手都吓得不敢碰一下。整个初中读下来，班上还有好多女同学不认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来。”同学己说，“时代中学的腰鼓队，当时在市里很出名，有好几百人组成。那年，市里组织大游行，我参加了腰鼓队。由于表现出色，还被学校派到市阀门一厂，去教工人师傅们打腰鼓；工人师傅学得非常认真，待我相当好。”同学庚说，“沈浩明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无论是楷体还是行书，都非常漂亮，令我羡慕。教我们的二元一次方程求解方式，至今我还记得。”同学辛说，“我们经常溜出学校去打康乐球，一玩就是半天；有时，高兴了还会去逛南京路、淮海路。”那时，我们六班的副课老师是谁，如今记不清了。依稀记得刚读初一时，一班班主任郑梅芳、二班班主任傅树蓉、三班班主任孙孝侠、四班班主任季忍冬、五班班主任徐德棣、六班班主任许佩芬、七班班主任冯家明、八班班主任孙世华、九班班主任俞平、十班班主任沈泮余、十一班班主任陆方兴。学工整个初中阶段，工宣队控制着时代中学，他们掌握着学校师生的命运。我们在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照耀下，“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校里流行“到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锻炼自己”，即“学工、学农、学军”，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我们在中学里没有学过军，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教改展开后，先后去了市针织六厂（后改名为五和针织二厂）、市工农动力机厂、上港三区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磨练革命意志。市针织六厂厂部在万春街，这里有织造部门；分厂在万航渡路，有成衣部门。从棉纱运进厂内，到成衣制成出厂，形成一条龙生产。同学们被分在各个车间，当半成品的衣服从流水线操作台上经过时，工人师傅敏捷地取下衣服加以整理，我们则跟随师傅将每三十件衣服扎成一小捆，放在边上待运。从纺纱到织布再到缝制衣服，同学们与工人一起工作八小时。由于流水线上是电器操作，节奏相当快，一刻都不能停留。同学们跟在师傅后面，将一件件做好的汗衫，剪去线头，翻到正面，送去烫平后装箱。
千万别小觑这些劳动，一旦你手脚慢了下来，上道工序的衣服就会在你身边堆成小山，逼着你马不停蹄加油捆扎、翻转、运送；几十个回合下来，同学们累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真正体会到流水线上操作工人的枯燥与辛劳。
市工农动力机厂坐落在海防路上，是我班工宣队员刘汉臣的单位，主要生产单气缸小型拖拉机用的发动机。
说是学工，实际上是劳动。工人师傅根本不让我们接触运转中的机器，仅让我们擦拭停着的机器与清扫机器周围的环境，传授生产技术更是没影的事。安排我们的工作，大部分是搬运，将一些零部件从这一车间，运送到另一车间。就是这样，我和同学们干得也挺起劲。因为老师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使用童工和我们现在的学工劳动有本质区别。资本家是剥削，学校是教育我们从小要热爱劳动，培养劳动意识，体验工人叔叔、阿姨们的辛苦。”劳动中，我无意中靠近机床。工人师傅马上喊住我，“你不能靠近任何机器，一定要远离它们，万一机器伤了你或电了你都不好办。学校让你们来学工，简直是拿你们寻开心。你们不认真在课堂里读书，跑到工厂里来干什么？”
分在食堂里劳动的林海月，至今还记得与炊事员阿姨一起捡菜、洗菜，并且学会了包包子。食堂里的肉包特别好吃，肉多包子大价格又便宜。
上港三区为期三个月的学工，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最深。那是年的冬天，天气很冷。去港区劳动，同学们可选择在江宁路、康定路、泰兴路、武定路等站头乘坐19路电车，沿途经过北京西路、北京东路，驶过苏州河上的河南路桥，从静安区到黄浦区再到虹口区，饱览沿途风光，最后抵达公平路终点站，来回车票可以报销；尤其是能在黄浦江畔劳动，零距离接近大轮船，这一切足以令同学们兴奋。下车后，各自步行到上港三区，凭港区发的“临时出入证”进入到指定地点集合。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在黄浦江登上万吨远洋轮时的激动，“哇，这么大的船”。这之前，我登上过最大的船就是去浦东舅舅家延安东路码头的渡轮。
我们的劳动，主要是在工人师傅带领下，下到远洋轮的船舱里，将物品一件件搬到一个很大的网兜里。当网兜装满后，随着指挥的哨音，吊车的吊臂便会转过来，吊钩钩住网兜，将它吊上岸边。
劳动休息时，我们会在远洋轮的船舱里四处闲逛，好奇得东张西望；或者站在甲板上，欣赏黄浦江上的美景。
如果在岸上，同学们也是跟随工人师傅搬运物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为港区主要工作就是装卸。搬运物品时，有时会发生散包的现象，花生、瓜子之类的农副产品会从麻袋里散落出来。那个年代，同学们思想都很单纯，从不会去私拿属于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粒花生与瓜子，总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当然，调皮的同学也有。一位男生上夜班时，不好好劳动，却在船舱里到处溜达，发现厨房里有红烧大排骨，馋嘴的他乘夜深人静，一口气偷吃了好几块，吃饱后溜到船员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上午，得意地在同学中吹嘘“战果”。
最令同学们开心的是，上港三区学工时，还有中班、夜班补贴费发放，一次约二角几分，几天下来，可是一笔小小的财富。每人每天还发一张营养券，凭券在食堂免费领一碗营养汤，汤里有小肉丸、豆腐、黄芽菜之类的食品，节约一点，一碗汤能管一餐饭。
下班后还可以免费洗澡。洗澡是件开心事，那个年代，谁的家里都没有沐浴设备。有天做完夜班，女生们走出澡堂，漫天飞舞的雪花，让她们为之振奋，开始玩起雪、打起雪仗来，全然不顾湿漉漉的长发，一会儿已结上了冰块。
开心快乐的学工结束后，回到学校总结一下，一学期便稀里糊涂没有了。
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那天，时代中学召开了全校“年度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学姐戴亚静是六九届红卫兵连长兼十一班红卫兵排长，她提供了当年的奖状与出席“积代会”的代表证。这是时代中学文革阶段的见证，保留至今极不容易。六九届出席学校“积代会”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班上的红卫兵，每个班级也就两三个同学。我班林海月、朱相泰等出席了“积代会”。六九届红卫兵与老三届不同，进校时已是“复课闹革命”阶段，又不认识任何一位老师，因而没有参加过疯狂的红卫兵运动，最多也就是老三届红卫兵的“小跟班”，跟在后面呼口号、贴标语、发传单，参加打砸抢的极其个别。当时我班同学加入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班主任许老师推荐的，她挑选的学生如林海月、毛红霞、马国萍、钱陈彝、詹苗娣、陈惠芳等女生，基本上都是表现好、家庭成分好、思想进步的同学，老师的好帮手。
班长吕忠东因对造反派反感，没有加入红卫兵，令我惊讶！
学农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那两年，无须好好读书。
日常学习被劳动实践取代了，美其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让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除了学工，我们还有两次学农的经历，两次都在松江。第一次学农，是一九六八年初秋，时间两个星期。学农的张泽公社位于叶榭镇西部，现在是叶榭镇辖下的社区，紧邻叶新公路。要去学农了，我特别兴奋，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家里在外面住宿。父亲将我的被子包起来，用帆布带绑扎成长方形，像极了军用背包。农村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新鲜的。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备战备荒战三秋”。我们坐车离开学校，然后乘客轮过黄浦江到达米市渡。米市渡位于车墩镇，不远处便是张泽公社。
学农的村庄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班上十多个女生康妹珍、马国萍、林海月、汪文印等住宿在原生产队低矮的养鸡棚里，其余男生女生分散在各户农民家里。
同学盛文华、王伟吉、陈德昭和我住在一户社员家的客堂间，地上铺稻草，草上铺席子，席子上铺垫被床单，形成一个大通铺，四个人挤在一起。
女生钱陈彝、潘慧智、邹妙秀、章关娣、林美华、陆佩芳等住在另一户农民的客堂间，当她们在厚厚的稻草堆上准备铺席子时，无意中发现稻草底下有许多大大小小、有着硬壳、类似蟑螂的虫子在爬，吓得她们再也不敢在稻草上睡觉了。善良的房东赶紧腾出阁楼，让她们在阁楼上睡觉。
第二天上午，女同学们发现阁楼上有扇窗户，胆子大的便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好奇地站在屋顶上眺望远处田野，被正在干农活的房东发现了。房东站在田头，与其他农民一起朝她们大挥手，扯开喉咙大声叫喊她们赶紧下来。原来当地有风俗，女的不能站在屋顶上，否则屋顶要塌的。
战三秋（秋收、秋耕、秋种），我们主要劳动是割稻。秋天里，金灿灿、黄橙橙的稻穗谦逊地弯着腰，承载着丰收的喜悦。一望无垠的稻田情不自禁让我想起毛主席诗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仿佛自己成了“英雄”，手里拿了一把学校发的镰刀，雄赳赳准备下田开镰了。
生产队一位老伯伯站在田头，教我们怎样收割水稻。他说：“割稻其实很简单，左手握住水稻，拿着镰刀的右手只要用力割水稻的底部就行了。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四株一起割，但你们年龄不大，没有较大的力气，又是第一次割稻，所以只要半株半株地割就可以了。”并弯腰、用手势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我们便开始学着割稻。
我照着老伯伯示范动作，在割稻过程中，听见了“咯，咯，咯”的声音，这就是镰刀割稻子发出来的，一株割完了，地上会有余下的根来，它是空心的。脸朝水稻背朝天，累了，休息一会，然后继续弯腰割稻。一位同学一不小心，用力过度将中统雨靴都割破了。许老师紧张起来，说如果用力再猛一点，脚就会受伤，再三叮咛同学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林海月是左撇子，用镰刀割稻容易闯祸，没有下大田，留在打谷场上帮忙。割下的水稻，捆扎好后挑到打谷场进行脱粒。脱粒后的稻谷晒在打谷场上，让太阳暴晒；没有晒干的，到了晚上装进箩筐收起来，白天再倒出来晒，一直到全部晒干，再扬去稻谷里的尘土与柴屑，方能进仓库保管。班主任许佩芬老师始终陪伴着我们，与我们同劳动、共生活，热情地关心着全班每一个同学。那时，由于狠批“师道尊严”，有些同学完全没有规矩。
一天半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与许老师住在一起的女生，趁老师起夜，将她的被子卷起丢到大门外，把大门插上，不让她进房间。可怜的许老师，初秋之夜站在门外冷得够呛，叫门声惊动了住在不远处的女生。林海月、马国萍、康妹珍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从地铺上爬起来走出屋外，见许老师满脸委屈地站在那边，进不了她所住的房间。林海月等女生见状，商量了一下，便将许老师迎进了她们所住的“养鸡棚”（她们住的房屋是原生产队养鸡棚）过夜。
低矮的“养鸡棚”里住着班上十几位女生，每个女生都挂有一个蚊帐，因为农村蚊子多。善良的女生挤出一个位置，一起动手帮老师将蚊帐在房间里挂好，地上铺好稻草，安置好铺被，让老师睡下。许老师也不告诉同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同学们也没敢问，大家都装着没事一样。第二天，好脾气的许老师也不追究，依旧像往常一样，脸带微笑认真工作，就此在“养鸡棚”里住了下来。
后来，许老师对一位女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她们经常问我借钱”。当然，这钱肯定是有借无还。
借钱，会不会是“赶出屋”那件事的起因呢？我不得而知。
那个年代，在有些学生眼里,老师的角色地位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已消除了他们读小学时那种对老师依附的、敬畏的心理。而老师对这些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学生，在“造反有理”口号声中长大的“红卫兵小将”，又能说些什么呢？又敢说些什么呢？还是明哲保身，揣着明白装糊涂为好！
半个月的学农，在新奇、快乐的集体生活中，很快结束了。
返回上海那一天，我们进了松江城区，然后坐火车回到上海。我在松江城里买的绿豆糕，方方正正一大块才五分钱，至今回味还觉唇齿留香。
第二次学农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为期三个月。
学农的城西公社位于黄浦江上游、松江城区西南部，现为永丰街道。
我们六班的同学们依然分散住在农户家中，还是睡稻草、打地铺。
钱陈彝等女生吸取了上次住宿的教训，依然选择了住阁楼。一次，女同学林美华下阁楼，转身准备踩楼梯时，一不小心鼻子尖碰到了装在楼梯旁的拉线开关，因开关上的黑色胶木盖掉了，裸露出来的一丁点电线电了她一下，吓得她哇哇大叫，所幸是有惊无险。
那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过去七个多月，毛主席强调要突出备战。于是，全国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我们在学农中，也参与了生产队挖防空壕劳动。
村头边，老师与同学们奋力用铁锹挖土。花了好几天时间，费力挖出来的防空壕，没想到一场秋雨便给淹了，满满的一沟水，根本起不到防空的作用。
最让同学们难忘的劳动，当数在大田里撒猪塮。猪塮并不是指猪的直接粪便，而是猪粪与泥土一起混合发酵后的一种农家肥。尽管这样，味道还是臭得浓重，同学们劳动时被熏得眼睛都难受，撒猪塮的手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棉花地里，女生们麻利地采摘白绒绒的棉花；打谷场上，男生们忙着搬运、摊晒稻谷。
炊事班六个人组成，负责人沈浩明老师，加上两位男生吕秉恒、胡伟伟，两位女生康妹珍、还有一位女同学是谁记不清了。张月霞老师（共产党员、时代中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炊事班监督劳动。他们每天要做近六十人的三顿饭，还要烧每人每天一瓶开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每天清晨，男师生轮流下河去挑水，倒入厨房的大水缸里，用明矾搅拌沉淀后使用。然后，吕秉恒随着沈老师挑着箩筐去松江街上买菜。其余炊事员负责担柴烧火，开始在厨房里做将近六十人的早餐。等沈老师他俩买好菜回来，六个人又得忙碌起来，着手做午餐与晚餐的准备工作。
女师生负责掌勺做饭炒菜，洗菜淘米得走到河边。好在当时伙食简单，几乎天天都是青菜萝卜黄瓜白米饭，有时加个鸡蛋；偶尔用土豆泥与猪肉馅搅拌在一起，做成红烧狮子头，每人一只，大家就觉得好像过年了，吃起来特别可口解馋。饭是每人一只铝制饭盒，放上米与水，在大灶头上将它蒸熟。
男师生除灶头烧火是个技术活，稍微轻松些；其余挑水、挑柴、买菜，绝对都是体力活。从炊事班走到松江街上，单次要走四十分钟左右，就算一个人一天吃一斤菜，买菜的两个人每天起码也要轮流挑六、七十斤菜回来，碰到下雨天，乡下小路泥泞不堪，难走极了，炊事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
钱陈彝是班里的卫生员，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她经常去炊事班帮忙。
有天晚上，邻村放露天电影。上海郊区的村庄都非常小，二十来户人家一个村，村与村之间相隔一段乡间小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看电影是我们最大的娱乐，路再远，同学们都会去，哪怕是看过的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天已经黑得看不清路了，靠着仅有几只手电筒微弱的光，女生们七高八低、跌跌撞撞地从田埂小路走到寝室。还未进寝室，有位同学说刚刚看见一条蛇游进寝室，女生们吓得不敢进寝室，开始想家了，一起哭了起来。
邻班乐松琦老师有条棉裤，裤裆后面破了个洞。有位同学发现了，趁乐老师睡觉时，悄悄地恶作剧，把米糠从棉裤破洞里塞进去灌满。米糠与棉花粘在一起，根本没办法清理干净，弄得乐老师穿上棉裤后，走到哪里，米糠就悉悉索索漏到哪里；漏到哪里，同学们就笑到哪里。
有的同学趁老师不备，偷偷结伴溜到佘山去玩；有的同学背着老师抽烟，被工宣队师傅查出身上有烟，谎说烟是沈浩明老师放在他这里的，不是他的；有的同学装病，不愿去参加田间劳动；各种古怪捣蛋的事时有发生。老师深深明白，那个年代的教育制度，耽误了多少学生；独自带领几十个处于叛逆年龄段的学生在外学农，不出事故，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所以只能忍辱负重。
学农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房东。这对夫妇四十多岁，每天天蒙蒙亮就已起床，男的下地劳动，女的生火做饭。白天，他俩总是按时出工从不缺勤；回到家里忙这忙那，从来没有看见他俩闲着发呆不做事。吃过晚饭，女的开始纺纱，男的修这修那，直至上床睡觉。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就这样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激励着我在后来艰辛的插队岁月里，踏踏实实地务农。
三个月的学农，很快就过去了。离开城西公社的那天上午，我们整理行李，将自己的东西捆放在一起；下午，学校派来卡车，将我们的行李装车运回学校。
晚上，老师宣布“百里长征”开始，全体同学参加拉练，从松江步行回到学校。十班学生在沈泮余老师带领下，走在全校前列。
从松江步行回到学校，全程约五十公里。同学们虽说很累，但很兴奋；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但我们毕竟都是孩子，走到西郊公园（今天的上海动物园），天已经大亮了，队伍早已溃不成军，好多同学都走不动路了，看到有公共汽车，便纷纷乘车回家。
尽管如此，学农结束时的这次拉练，也是中学时代唯一的一次。夜雾茫茫中，刷刷刷的脚步声，给我留下了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毕业
城西公社学农结束，我们就面临分配。说是中学毕业，临了却连个毕业证书都没有。
我们这一届，说是初中，实在有些高攀。初中三年，在家荒废一年，后两年虽说是进了中学，但以政治(毛泽东思想)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其中学工、学农又占去一半的时间，几乎没有好好的在课堂上学过文化知识。
中学算是毕业了，头上戴了顶“知识青年”的帽子，论文化知识充其量是个合格的小学毕业生。
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光辉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我们回到学校后，工宣队员、老师立即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指示，要求每个同学都必须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
我们很快知道一九六九届初中生毕业分配方案变了，取消了“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与六八届一样，变成“一片红”，学生全部到农村去。
我们时代中学六九届学生去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与国营农场，云南省西双版纳军垦农场，安徽、江西省插队落户，以及少量的内蒙古、吉林名额。
当时毕业分配政策是：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可以下乡到同一个地方去。学生可以随所在地的街道，与亲友、邻居一起去农村插队落户。学生有亲戚在农村的，可以去农村投亲靠友插队落户。插队落户是国家组织去的，学生以不等人数编为一组，由国家统一安排插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里去，集体落户，这就是“插队落户”。学生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叫作“同工同酬”。至于到农村亲戚家里去“投亲靠友”，那属于学生个人行为，国家基本上不管了，安置费由你自己解决。
到黑龙江军垦、国营农场和云南林场去的同学，算是国家职工，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吃饭的食堂，但是边疆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到黑龙江，路上要花三天时间；到云南去，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我们六班学生，第一个离开学校的是毛红霞。她于年11月30日，赴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五团一营二连务农。
年12月3日，吕秉恒离开了学校，随父母去了四川，后来赴阆中县老观区双河公社六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
年3月23日，盛文华、欧顺开赴安徽省怀远县诸集公社插队；陈松华赴怀远县藕塘公社梅郢大队插队。
年4月1日，吕忠东、龚静芳、董关云、章关娣、何柏林赴江西省广昌县贯桥公社插队；许柏旱赴广昌县城郊公社插队。
年4月20日，钱陈彝赴安徽省来安县施官公社彭岗大队插队。
年5月14日，王伟吉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甘南县55团一营十一连务农。
年5月21日，邹妙秀、唐玉兰、郭长根、胡伟伟赴云南省西双版纳橄榄坝军垦农场四团四营六连务农。
年5月24日，徐建新、马国萍、康妹珍、潘慧智四名六班同学赴黑龙江德都县花园国营农场砖瓦厂务农，在上海彭浦车站知青专列上与前来送行的亲友话别。
康妹珍（上图）见市西中学的专列窗口没人，于是走了过去，在窗口定格了这难忘的瞬间。
我班五十六名同学，因身体原因未去农村、留校待分配的有林海月、王安发、顾琪娟、汪文印四人。我们六班在班主任许佩芬老师的努力工作下，于年五月底第一个完成学校上山下乡分配工作，学校张贴喜报予以表扬。
六班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是林海月。年9月22日，她的户口迁往江西省高安县插队，因身体原因，被县知青办退回学校待分配；年春，她的个人学籍材料被学校移交到江宁路街道办事处，至此与学校完全脱离关系。
从年11月开始，全校六九届同学陆续离开学校，奔赴农村、农场、边疆；大规模的离校务农高潮，发生在年春季。同学们纷纷以各种方式与老师、同学合影，或互换照片以资留念。上图为六九届部分学生与即将奔赴农村的学哥学姐，在学校过道毛主席巨幅戎装像前合影。由于时隔五十年，人像已经模糊。下图为六九届七班师生在学校大门口合影，有“革命委员会”大字的校牌彰显了时代特征。
左起：（前排）孙龙英、吕静娟、章敏维、曹玉妹、吴雅萍。（后排）：陆梵茵（老师）、李人凤、严慧莺、王梅芬、王美玲。
下图摄于年夏天。时代中学红卫兵“丛中笑”成员，在虹口公园活动中合影留念。
背景是巨幅画像《毛主席去安源》，同学们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极富时代气息。
上图左起为六九届孙世华老师（八班班主任）、沈泮余老师（十班班主任）在人民公园合影。
“一片红”的政策，彻底粉碎了我原先一直认为自己会留在上海、分进工矿的美梦。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八人，我排行老六。当时仅大哥、大姐两人在上海工作，二姐在安徽，二哥（六六届初中）去了江苏大丰农场、三姐（六七届初中）去了浙江奉化溪口家乡插队落户。如果参照以前实行“四个面向”，按一工一农、一个上海一个外地的分配原则，那么我应该分在上海工矿。
现在怎么办呢？我回家向父母请教，应该申请去什么地方。父母说，从你讲的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来说，数安徽最近，正好弄堂里的邻居要到安徽去插队，你就随他们一起去吧；从小一条弄堂里长大，彼此有个照应。
就这样，我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年三月上旬，在时代中学办理好手续，随弄堂里的三位邻居戴亚伟（六六届初中）、杨宝华（六七届初中）、白文雄（六八届初中），由街道分配到安徽怀远县藕塘公社梅郢大队插队落户。有趣的是，我们四人分属四届毕业生，数我年龄最小。
接下来是注销上海户口。我凭着户口注销证明，购买了一条灰色棉毯，一顶白色蚊帐，一个很大的加厚铝质脸盆。另外还买了手电筒、军用水壶等，家里给了一个老式的有两个抽屉的旧柜子。
年3月23日，我在上海彭浦车站，与三位邻居戴亚伟、杨宝华、白文雄一起，登上了去安徽的专列，挥泪告别前来送行的亲友与邻里。一声汽笛长鸣，我离开了上海，开启了长达八年的农村插队生涯。重逢年3月，我离开上海前往安徽插队落户；年12月，我离开农村进了化工部第三建设公司工作；年10月，我离开化三建回到上海。
在安徽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划了一个圆，我又回到了原点。
岁月荏苒，一晃五十年过去了。
离开上海时，孤身一人；回到上海时，全家三口；我又住进了泰兴路上通安里。
年1月，因动迁举家搬到普陀区清涧新村；年7月，置换新房搬至泰宸景苑（下图）居住；当年的三口之家，如今的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其乐融融。
年6月3日16：35，我正在家中厨房忙着准备五口之家的晚餐。原通安里第六弄老邻居杨静芬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弟媳康妹珍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六班同学在江宁街道手机
